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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光明與黑暗看似對立,我們常習慣于用眼睛來定義它們——看見便是光明,不見便是黑暗。但醫學走到深處,我們也在思考:光明,是否只存在于眼中?黑暗,是否只意味著眼睛失明?
正大光明眼科集團的一次常規的病例討論會讓我們對光明與黑暗有了更深層的思考。
有這樣一位患者,是一個三十一歲的年輕人: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繼發雙眼絕對期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尿毒癥、腦癱、生活不能自理......新生血管增殖情況嚴重,雙眼視力無光感(盲)。
眼底病、青光眼、眼眶……各學科醫生先后發言,討論焦灼而激烈:是做手術還是保守治療?手術時機如何選擇?哪種方案更為穩妥?預后效果能達到什么程度?
系統性思維:看見疾病背后的人
黃旭東教授傾聽所有醫生的發言后,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將討論推向了更深的層面:
“各位專家的高見,我學習了。但是在討論治療方案之前,我想先解決系統思維問題。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醫者,能說‘不救’嗎?”
“答案顯而易見,醫療的本質是救死扶傷,是永不放棄。這句話,對。”黃教授的目光掃過全場,“但‘永不放棄’不僅是鼓勵醫生的精神,更是要讓病人感受到這種精神的支持。”
“患者輾轉多地求醫問藥,兩年從尚有光感到完全黑暗——我尊重所有同行的專業與付出。”他的語氣變得沉重,“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結果:這就是我們交給一個三十一歲生命的答卷嗎?醫者,需要時刻保持一顆敬畏之心,而真正的敬畏是要明白,我們在什么時候該做什么事。”
他稍作停頓:“當然,他有先天因素,病情確實復雜危重。”隨即話鋒一轉,“但這個結果,是否也在提示我們,我們的思維方式可能存在某種局限?”
“人的機體像大自然一樣都是陰陽平衡,循道而行,任何問題的出現都是有道可循。眼前的這個患者從小腦癱,三十出頭就出現如此嚴重的糖尿病并發癥,這僅僅是眼睛的問題嗎?”他反問,“如此年輕的晚期糖網,恰恰在提示著我們:這可能是一種系統性的失衡。那我們是否為他進行了系統性的檢查?同樣我們的診療思路是否進行了系統性的思考?”
這些問題的背后引申出醫生對診療方案的現實抉擇……
現實的抉擇:何為真正對他好?
談到具體治療,黃教授給出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我們總認為,保留光感就是給予他最后一絲希望。但請想想:給他一點光感,就能治療他的腦癱嗎?就能讓他擺脫透析嗎?對于這個需要長期透析、行動不便、生活幾乎無法自理的年輕人,他的希望,真的只能從眼睛里獲得嗎?”
“一位醫生不能只是治療身體的疾病,更應成為心身健康的導師。”黃教授的聲音沉穩而有力,“我認為治療疾病很重要,但當下最關鍵的,是幫助他內心如何去看待自己的疾病,如何對生命保有希望,如何讓內心強大起來。讓他認識到,無論是命運使然,還是系統性的問題,他都可以在內心找到支撐。我們作為醫生,應先解決目前能解決、該解決的問題。不是先去考慮手術,而是思考: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是什么?是對他最好——而不是對你最‘有成就’的事。”
“所以,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先控制眼壓,緩解他身體上的疼痛,讓他備受煎熬的內心平靜下來。”他提醒道:“至于是否再次手術,去追求光感可能——我們必須捫心自問:這對他最終的生命質量,是幫助還是負擔?我們要的是醫學意義上的‘成功’,還是患者真實人生中的‘獲益’?”
相互照見 彼此成就
這場病例討論的意義,遠不止于病情的復雜。黃教授這番從“患者心身健康”角度的診療思路,讓在場的每個人對醫療本質有了新的啟發和認識。
我們總以為,身處黑暗的患者在等待我們帶來光明,卻未曾察覺:患者也在照亮著我們。因為我們每個人包括醫者,內心也可能住著各自的“心魔”:或是對技術完美追求的執念,或是面對科學發展邊界的無力感。這些,正是我們必須直面并跨越的“心墻”。
真正的醫治,始于內觀,成于互照。
作為醫者,唯有先自我覺察,驅除心魔,讓光明自心底升起,才能以澄澈的感知力,透過患者的病痛與言行,看到他內心深處未被言說的需求——那或許是對痛苦的解脫,對尊嚴的渴望,或僅僅是被理解。
看到,是照見的開始。當醫者內心有光,這光便能化為勇氣和力量,去托起另一個生命的重量,給予其真正的內心支撐。也正是在這一次次“托起”之中:我們照見自己,照見患者,最終照見眾生。
醫患之間從來不是單方向的施與受,而是一場相互照見、彼此成就的修行。在這條路上,醫者治愈他人,也在每一次“照見”中,被生命重塑、被眾生成就。
這或許才是我們真正追尋的光明!